「溯源甘肃文化」伏羲祭祀与文化认同

天水伏羲城（本文图片(túpiàn)均为资料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霍志军(zhìjūn) 祭祀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的(de)大典，是历史上重要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guǎngfàn)的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伏羲氏因杰出的文化创造成就而(ér)获得祠祀主动权，实际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礼制演进过程(guòchéng)。 历史上(shàng)的伏羲崇拜和祭祀活动 由于伏羲氏杰出的文化贡献，早(zǎo)在远古时期人们便对其进行悼念和追怀，伏羲神话可以认为是远古先民最初对伏羲氏英雄事迹(yīngxióngshìjì)的歌颂、追忆和赞扬。在口耳相传(kǒuěrxiāngchuán)的历史记忆(jìyì)中，已经蕴含着对伏羲氏的崇拜(chóngbài)和敬仰。据现存文献来看(láikàn)，早期秦人(qínrén)活动(huódòng)于关陇一带，即有祭祀伏羲的记载。《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昚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人对伏羲氏祭祀活动的繁荣是在秦代礼制变革与伏羲形象自身发展(fāzhǎn)交互影响下的产物。首先，陇东南一带作为伏羲氏早期活动的地域，伏羲氏的杰出贡献，先民对伏羲氏的崇拜敬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次，秦人在陇右崛起，需要重整社会(shèhuì)信心、凝聚社会共识，从而适应了秦人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志在逐鹿中原的时代(shídài)需要。 汉魏晋时期对伏羲氏(fúxīshì)的祭祀和崇拜，无论是(wúlùnshì)官方还是民间都炽盛(chìshèng)繁烈。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túxiàng)作为建筑、装饰、民俗图案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特别是汉画像石（砖）中多有体现。如此之多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案的出现，说明伏羲女娲信仰的地域范围逐渐(zhújiàn)扩大。同时，这一时期伏羲祭祀现象逐渐正规，成为定期进行的重大社会活动。 隋唐王朝结束了六朝分裂的局面，国家(guójiā)实现了统一，需要在思想上凝聚社会(shèhuì)共识，伏羲氏(fúxīshì)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自然被朝野所重视。司马贞(zhēn)认为《史记》“本纪叙五帝而阙三皇(sānhuáng)(sānhuáng)”，故补撰《三皇本纪》，将历史起点从黄帝扩展至伏羲等更早的圣王。此举通过建构完整的帝王世系，为唐代大一统政权提供更深远的历史依据。正因如此，官方(guānfāng)对祭祀人文始祖有着明确的礼仪规定和要求。《唐会要》卷二二《天宝六载勅》：“三皇五帝(sānhuángwǔdì)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shénnóng)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lìmùpèi)。”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上古帝王的祭祀上溯到伏羲等三皇，为后来的三皇祭祀确立了规范。 宋元明清(míngqīng)诸朝，伏羲氏作为(wèi)(zuòwéi)中华人文始祖的(de)地位(dìwèi)进一步巩固，伏羲文化在乡土社会也持续(chíxù)不断地传承，伏羲崇拜深入人心，伏羲祠兴建进入繁荣期。北宋太平兴国初年（976年），甘肃天水就有伏羲庙和祭祀伏羲的记载。元至正七年（1347年），元朝政府在今天水市西关创建伏羲庙。明清两朝祭祀伏羲的庙宇至今遗存甚(shèn)多。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明王朝颁布诏令，将秦州（天水）伏羲庙正式确定为人文始祖祭祀地。经过明清两朝翻修重建(chóngjiàn)，逐渐(zhújiàn)形成规模宏大的祭祀庙宇建筑群，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伏羲庙。祭祀仪式成为维系社会和谐(héxié)的文化纽带，不仅充分展示了当地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而且极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伏羲文化认同的物质(wùzhì)空间基础 历代伏羲祠的(de)营建，都是先贤对伏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每一个地方(dìfāng)作为一个具体的“点”，伏羲祠无疑是当地公众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zhīyī)，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的物质空间(kōngjiān)。古人对伏羲祠的景观建造设计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伏羲祠庙建筑园林景观。“建庙者，建祀也。”伏羲祠建筑设计及其周边的园林景观是古人(gǔrén)对伏羲氏缅怀、礼赞(lǐzàn)的重要组成部分。伏羲祠是祭祀伏羲的场所，因而(yīnér)在祠堂建筑、周边景观设计上(shàng)都极具(jíjù)匠心。比如天水卦台山伏羲祠的选址就充分利用了(le)“飞地(fēidì)”特点，发掘(fājué)自然地理禀赋(bǐngfù)所蕴含的造景资源，突出其与伏羲文化的契合点(qìhédiǎn)，来营构伏羲祭祀祠庙所特有的人文(rénwén)环境。远远望去，茫茫平畴田野中一峰突起，高大宏伟、庄严神圣，使人油然而生(yóuránérshēng)对伏羲氏的敬仰之情。天水秦州城伏羲庙不仅先天殿建筑宏伟庄严，而且在周边园林设计上独具特色，大殿外六十四株古柏，按照六十四卦位置排列，寓意《周易》六十四卦。再如先天殿井口天花镶嵌伏羲六十四卦卦象图，而藻井施绘河图和伏羲先天八卦图，将装饰和伏羲氏的业绩紧密结合，礼赞了伏羲氏的创史功绩，其间(qíjiān)，渗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gòngtóngtǐ)意识非常浓厚(nónghòu)。淮阳(huáiyáng)太昊陵建筑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陵庙，其建筑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礼制思想与哲学智慧。被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为“中国陵庙合一的典型代表(dàibiǎo)”。通过以上特色，太昊陵不仅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标本，更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活态文化遗产。 二是伏羲(fúxī)神像景观。天水市(tiānshuǐshì)伏羲庙先天殿内伏羲圣像高3米有余，手托八卦，目光如炬，正襟危坐神龛中，灵气逼人。像右原有龙马雕像、左原置河图洛书石盘，以满足公众对于伏羲氏一画开天、肇启文明(wénmíng)的心理期待。正面明间、次间、尽间隔扇门窗雕以龙、凤、仙鹤、麋鹿等吉祥动物图案(túàn)，饰以牡丹、艾叶、松枝等植物，华丽精美。因阅历久远，色彩斑驳(bānbó)，时显沧桑气息(qìxī)。全国许多地方还有大量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造像图案出土，这也是祭祀伏羲的重要表现形式(biǎoxiànxíngshì)之一。在此类(cǐlèi)图案中，伏羲女娲的形象为人首蛇身、蛇尾交缠，象征(xiàngzhēng)着生命不息，寓意(yùyì)着潜于深渊、能致云雨的神性。伏羲和女娲的蛇尾相互缠绕，形成螺旋结构(jiégòu)，象征着阴阳相对、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这种设计不仅在视觉上(shàng)具有美感，还传达(chuándá)了宇宙(yǔzhòu)的奥秘和生命的循环。伏羲女娲图中的元素如太阳、月亮和星辰，象征着天体在宇宙中的运行，传达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此外，女娲执规、伏羲执矩的设定，象征着天地方圆和文明的秩序。 三是伏羲(fúxī)(fúxī)庙碑刻(bēikè)景观(jǐngguān)。除了伏羲神像，相关碑刻也是伏羲祠景观营造的(de)重要方式。几乎全国伏羲祠都有颂扬(sòngyáng)伏羲的碑刻，天水伏羲庙有元明清以来康海、胡缵宗等地方贤达所撰碑刻达20余方(yúfāng)；淮阳太昊陵历史悠久，碑刻众多，达285通左右。明代郑肃《重修(chóngxiū)太昊陵记(jì)》、李维藩《太昊陵重修记》堪称同类(tónglèi)碑刻中的上乘之作。河北(héběi)新乐伏羲台现存碑刻十余方，如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伏羲台庙碑》，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重修新乐县伏羲庙记》都是知名碑刻。在历代各地(gèdì)伏羲祠的修建、重修过程中，相关碑刻几乎是必备的文化景观。有关伏羲的神像、伏羲文化碑刻，以及周边相应的园林景观是构成伏羲祠空间的三种基本要素。古代先贤通过伏羲祠的景观设计、景观营造来满足祭祀者对祭祀空间期待。这种专门性祭祀性神庙建筑景观，为(wèi)伏羲经典形象的形成(xíngchéng)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空间基础，对形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祭祀伏羲活动影响下的民俗、文学创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gòngtóngtǐ)意识 地方民众以祭祀伏羲(fúxī)(fúxī)活动(huódòng)为契机(qìjī)，以伏羲祠为空间依托进行着有目的、有规律和日常化的祭祀等民俗活动，形成了民间浓郁的伏羲氏人文民俗。后世文人瞻仰伏羲圣像、参观伏羲庙，伏羲祠的景观设计等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因而留下了大量诗文。凡此，民众活动与文人交游等相互(xiānghù)叠加，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yìshí)的形成。 一是(yīshì)相关民间习俗(xísú)。如天水(tiānshuǐ)地区民间流传一种伏羲(fúxī)“灸百病”习俗，与伏羲文化(wénhuà)的创世叙事紧密关联。伏羲作为“一画开天”的中华人文始祖，其创八卦、制医药的传说赋予“灸百病”以“祛病消灾、护佑众生”的象征意义，成为跨越地域与民族的共有文化符号。这一民俗通过伏羲庙的祭祀仪式和伏羲文化旅游节等平台，将个体健康诉求升华为中华民族对生命共同体(gòngtóngtǐ)的集体祈福，强化(qiánghuà)了“同祖同脉”的文化认同。“灸百病”以中医艾灸为技术内核，承载着伏羲文化“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理念(lǐniàn)，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yīmàixiāngchéng)。 二是祭文。祭祀(jìsì)是古代(gǔdài)民众(mínzhòng)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tóuděngdàshì)，伏羲祠的大量修建和每年定期的祭祀活动，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一处专门的空间，地方文士以伏羲祠为空间载体，进行着(zhe)频繁的聚会和交流，伏羲祠也成为有关伏羲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之地。历代祭祀伏羲的祭文多有，如(rú)天水伏羲庙存明代礼部所颁布的《太昊庙祭文》：“维年月日(niányuèrì)，秦州某官某钦奉上命，致祭于太昊伏羲氏：于维圣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道启百王。顾兹成纪之乡(xiāng)，实惟毓圣之地。爰承明命，建此新祠。用妥在天之灵，并慰斯灵之望。时惟仲（春、秋），祀事式陈。神之格思，永言无斁。”这首祭祀辞能保存至今(zhìjīn)、代代相传，主要是因为它充盈着利民(lìmín)之志，体现(tǐxiàn)着古代民众对伏羲氏的礼赞，渗透着实行仁政、泽被万民的理想。 三是相应的祠记(jì)(cíjì)。一般而言，一处伏羲(fúxī)祠落成以后，大(dà)都有相应的祠记产生。这些重建祠庙记，或由当地执政者撰写，或由当时名流代笔，其(qí)内容包括重建前(qián)伏羲祠的景观情况(qíngkuàng)，重建原因、重修时间、重修目的、重修后的情况等。如淮阳太昊陵吴国伦《修羲皇陵庙记》云：“羲皇之功德大矣！纪传所载：象图画卦，应龙纪官，造书契之，制嫁娶之礼(zhīlǐ)，教佃渔，养(yǎng)牺牲。盖其彰彰著著，万世之下，仰而师之。其功德大而难名，故其泽绵绵而不斩。”在这些伏羲祠记中(zhōng)，伏羲氏其人其事(qíshì)被神圣化的价值取向十分显著，往往渗透着极其浓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yìshí)。有些祠记不厌其烦地叙述伏羲氏创史、创新、创业的事迹，高度赞扬伏羲人文始祖的崇高地位，以达到特定(tèdìng)的文化(wénhuà)、政治目的。天水伏羲庙(fúxīmiào)有明代萧英《新修太昊宫门(gōngmén)坊记》，唐龙《重建伏羲庙记》，康海《重修伏羲庙记》，胡缵宗《太昊庙乐记》；淮阳太昊陵有明人章世仁《太昊陵记》，郭春震《太昊陵重修记》；河北新乐《建立重修伏羲庙碑》等。这些祠记运笔章法各有特色，均十分注重对伏羲氏与铸牢(zhùláo)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而且这些伏羲祠记往往以刻碑形式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就成为伏羲祠重要的文化景观。后人瞻仰游览，寻碑访记，其文化意义就不断彰显出来，从而成为教化(jiàohuà)民众、弘扬伏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施路径，其社会文化效益实在不可(bùkě)小视。 四是文人瞻仰咏怀。伏羲祠作为所在地的人文名胜景观，许多文士、官员或参观，或游览，或瞻仰伏羲圣像，往往发思古之(zhī)幽情，赞美伏羲氏的事迹等，形成了洋洋大观的歌咏(gēyǒng)伏羲诗文。如宋代诗人(shīrén)王禹偁(chēng)瞻仰河南淮阳伏羲祠，作有《太昊遗墟》诗： 宛丘何隆隆，宰木方蔽芾。皇羲不可作，封树表(fēngshùbiǎo)万世。 缅惟开辟初，人兽无以异。虽有结绳政(zhèng)，礼法殊未制。 自非神圣兴(xīng)，孰发天地秘。人文一以宣，三才道斯备。 再如明人潘榛拜谒山东凫山人(shānrén)祖庙，作有《谒凫山人祖庙》诗： 羲皇多感应，伏腊走如云。洞自东西出，山(shān)从左右分。 残碑留宋号，新殿纪明文。瞻礼情何极，名香次第焚(fén)。 瞻仰伏羲活动的(de)严肃性与祠主“人文始祖”的文化地(dì)位相(xiāng)叠加，使得伏羲祠成为一处庄严神圣的祭祀空间。后人对伏羲女娲等人文始祖顶礼膜拜、参观瞻仰而(ér)创作的诗文实际(shíjì)就是一场“诗歌朝圣(cháoshèng)”。随着伏羲经典化的完成，这种诗歌朝圣的现象就更为普遍。换一个视角来看，对伏羲祭祀的日常化和在地化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祭祀伏羲(fúxī)是历史上出现最早、分布地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de)祭祀活动(huódòng)之一。为满足祭祀活动的需要，各地伏羲祠得以创立，伏羲祠的日常化(rìchánghuà)和在地化运作，为中华民族(zhōnghuámínz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物质空间基础。以伏羲祠为(cíwèi)中心而进行的官方、民间祭祀活动，为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祭祀伏羲活动产生了大量祭文(jìwén)；修建伏羲祠涌现了诸多碑刻祠记；后人(hòurén)对伏羲祠人文景观的游览、对伏羲形象的赞颂等，留存了繁多的诗文……都很好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